李国栋床上堆着书,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,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,读到两眼充血,像针扎一样痛苦,才把书放开。蜷曲到榻榻米上,用条绳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,熄了灯睡觉。
“这样一来,我一翻身,扯不动腿,就会醒过来,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继续看书———今年是第三年了,再考不上,就要当兵去了!”
高考前,李国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。他消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,眼白里一条一条细细地血丝。讲话的时候,眼神涣散,不知道他在看哪里。
“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?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?”
他摇摇头:“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。”
“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?不要上大学,读职校或学技术?”
他开始咬指甲,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:“不行,我非读大学不可。”
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,但是也没去当兵。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之后,有个晚上,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,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,刚好摔在垃圾车旁边。
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,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。
他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,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。跳向左门,它会碰得鼻青脸肿;跳向右门,门却会打开,门后是甜美的乳酪。小老鼠当然不笨,训练几次之后,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,不再摔得一鼻子灰。
可是,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,麦尔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。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,它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。幸好,摔了几次之后,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:原来乳酪在左边!
问题是,这个时候,麦尔又有了新花样。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,把乳酪一会儿放左,一会儿放右,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,发觉原来的抉择方式又行不通,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,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……
终于,老鼠变不过来了,它的下一个反应就是“以不变应万变”。麦尔发觉,在应变不过来的时候,老鼠就搞“拧”,开始固执起来,根本就拒绝改变方式。譬如说,如果它已经习惯于跳向左门,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口,让它看见,它仍旧狠狠地往左门去碰肿鼻子,愈碰就愈紧张。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口继续强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择,老鼠就往往会抽筋、狂奔、东撞西跌或咬伤自己,然后全身颤抖直到昏迷为止。换句话说,这只老鼠已经“精神崩溃”。
于是,麦尔教授归纳出导致老鼠“精神崩溃”的五个阶段:
首先,对某一个难题( 左门或右门) ,让老鼠逐渐培养出一种应对的习惯来( 选择右门:右门有乳酪) 。
第二个阶段,客观环境改变,老鼠发觉惯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,因此感到惊骇。
下一阶段,不断地焦虑与挫折、失败之后,它就固执地以旧有的方式面对新的情况,不计后果( 就是看见乳酪出现在右边,仍旧往左边闯)。
第四个阶段,根本放弃努力( 乳酪也不吃了,干脆饿死) 。
最后,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决问题不可,它就又回到它所习惯的旧方式( 左门就是左门,非左门不可) 。当然又碰得鼻青脸肿,饿得头昏眼花。明明只要换个途径就解决了一切,它却固执地在习惯行为中饱受挫折与失败的煎熬,最后以崩溃结束。
在垃圾车边被清洁工人发现的李国栋是一只弄“拧”了的老鼠,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、制造难题的实验家。从前,大学之门是通往乳酪的门,所有的人都往那个门跳。“士大夫”观念深深地根植在人们心中,因为我们发觉成了“士大夫”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。但是,在大家都习惯于这个方式之后,客观情况却变了,乳酪换了门。往“士大夫”那个门撞去,却会撞个鼻青脸肿,而且得不到乳酪。
可是孩子们继续去撞那一扇门。做父母的也继续鼓励孩子们去撞那扇没有乳酪的门。他们说,“有志者,事竟成”;说“有恒为成功之本”;说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;说“老天不负苦心人”。门的颜色变了,乳酪的位置换了,可是弄“拧”了的人固执地守着旧有的方式“以不变应万变”。
一个人,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抉择:考试失败了,爱人变心了,婚姻破裂了,工作失去了。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。究竟乳酪在左边还是右边?不管左右,当一个人不再能以“新”的方式来应付“新”的情况,当他不计后果,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,他就是一只弄“拧”了的老鼠,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。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、旧观念、旧方法,如何不因搞“拧”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,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。
智慧,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,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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